新华网北京6月20电（王坤朔）老龄化的加剧，让癌症负担越来越重。其中，前列腺癌“专盯”中老年男性，发病率持续增加，是我国男性第一高发的泌尿系统肿瘤。曾被称为“西方癌”的前列腺癌，在我国为何愈加凶猛？对抗前列腺癌，有哪些新研究、新武器？

日前，新华网专访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长、上海泌尿肿瘤研究所所长叶定伟教授，请他给出应对前列腺癌的有效之策。

困局：发病率更少，死亡率却更高

新华网：我国的前列腺癌有哪些发病特点？

叶定伟：前列腺癌是发生在前列腺器官的恶性肿瘤，与年龄密切相关，在我国，50岁以上男性发病逐渐增多，75岁以上有较高的发病率，目前已位居我国男性泌尿系统肿瘤发病率的首位，同时有逐渐升高的趋势。根据周边东亚地区前列腺癌的发病率来预测，我国的发病率在未来可能还要再增长一倍以上。

与西方相比，我国前列腺癌发病人数较少，但死亡人数更多。全球新发病例中，美国占17%，中国占8%；而全球死亡病例中，美国占8%，中国占15%。究其原因，我国缺乏早筛机制，大众、医生和全社会的早筛意识也不够强，导致半数以上的前列腺癌患者在初诊时已经出现转移，即我们俗称的晚期，目前统计数据显示五年生存率只有60%—70%；而在欧美国家，大概90%以上的前列腺癌是早期，多数可以治愈，五年生存率非常高。

缺乏早筛，使得我们前列腺癌早期患者比例低，治疗效果不佳，最终生存率低于欧美国家。

新华网：我国前列腺癌高发的原因有哪些？

叶定伟：前列腺癌的发病与遗传有关，尤其是直系亲属男丁有家族史的，如果祖辈、父辈、叔辈或是兄弟有前列腺癌，往往本人患前列腺癌的风险也比较高。目前已证实多个DNA损伤修复基因的缺陷和突变与前列腺癌有关，比如BRCA1和BRCA2基因。

遗传因素之外，近10年来我国前列腺癌发病升高也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密切相关，比如高蛋白、高脂肪、高能量的饮食习惯，容易引起肥胖，过早的性生活也是诱因之一，容易引发感染。

当然，人口老龄化加剧是发病率急剧提升的一项最重要的因素。

前列腺癌筛查有“时间表”

新华网：既然早筛如此重要，对于实现早期筛查，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实践策略？

叶定伟：不同人群，策略不同。首先，只要是超过50岁的中老年人，如果没有家族史等危险因素，要每两年做一次前列腺特异抗原（PSA）检测；第二种情况，如果有家族史，那么在45岁就应该做一些前列腺癌的筛查；第三种情况，如果发现携带BRCA1/2基因突变，应从40岁开始检查PSA。

用年龄来判断危险程度是一个“机械”指标，但非常奏效。

PSA非常简单，抽血就能查，而且效率越来越高，以前第二天才能出结果，现在最快十几分钟便能出结果，大大提升了筛查效率。

那么，有了有效的筛查工具，如何具体实施呢？

三年前，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牵头下，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前列腺癌筛查专家共识》，推出中国前列腺癌筛查的“复旦策略”，采用“筛查基地”与“社区下沉”相结合的模式。具体来看，筛查基地设置于医院等医疗机构内，由医护人员去做科普，让大众知晓前列腺癌早筛的意义和方式；社区下沉是到基层社区去给百姓进行宣教，并直接进行筛查。

从这两种模式来看，科普是关键，要让百姓、医务人员、政府、全社会都重视前列腺癌筛查的意义，明白其能明显提高早期病人的检出率，从而使生存率明显提高。当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体检项目，包括个人购买的和机构组织的，也加上了血清前列腺特异抗原检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遵循全程化精准治疗模式

新华网：前列腺癌规范诊疗的重点和难点在哪？

叶定伟：首先，要规范确诊。前列腺癌与其他实体肿瘤在诊断上有所不同，是一个非可测量的病灶，也就是说，通过CT、核磁或者其他影像学检查，怀疑前列腺里面有病灶，但穿刺之后发现不是癌；还有的人血液指标异常，而影像学检查显示正常，但穿刺发现还是癌。因此，一切以穿刺活检的病理结果为确诊标准，绝对不能“毛估”。

但目前来看，根据PSA或者影像学检查来进行穿刺，阳性率不尽如人意，存在过度穿刺的情况。穿刺作为有创检查，还是会给患者带来身心痛苦，经济成本也比较高。

因此，复旦肿瘤在以往常规穿刺的基础上，采取了一些创新，用核磁共振+超声图像的融合靶向穿刺，结合了系统穿刺实时监控的特点，同时具备多参数MR对软组织肿瘤高敏感度和高分辨率优势，能够减少漏诊，提高阳性率，又能有效避免过度穿刺。

确诊之后，进入治疗环节，要对前列腺癌进行分期，通俗地讲分为早期、中期、晚期，是否出现扩散、转移等。早期前列腺癌以外科手术为主，做根治性手术，基本上95%的早期患者都可以治愈；中期患者，采取以手术为主的多学科的综合治疗，可能还要加上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或其他辅助治疗；晚期患者主要采取综合治疗，此时主要以内分泌治疗为基础，再加上靶向以及雄激素受体的阻断，以及免疫治疗、放疗、手术等。只有精确分期，才能精确治疗。

前列腺癌在实体肿瘤当中非常特殊，它对各种治疗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效果，但是如何规范序贯，如何规范联合，这是一个学问。

比如，前列腺癌对手术、放疗、内分泌治疗、化疗、免疫治疗以及介入治疗、靶向治疗等手段都有效，规范有机的序贯和组合，能明显提高生存率和治愈率，但关键在于规范和个体化的精准治疗。

闯出创新之路，制定中国方案

新华网：对于前列腺癌的诊疗，近些年有哪些积极进展？

叶定伟：经过这十几年的努力，前列腺癌的五年生存率从过去的不到40%，提升到现在的近70%，复旦肿瘤团队的前列腺癌五年生存率超过82%，但是我们不能沾沾自喜，因为与同期美国97%的数据相比，还是有明显差距。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未来之路怎么走。首先，是新药研发。相对来说，我国在泌尿肿瘤、前列腺癌方面是滞后的，新药研发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第二，要进一步国际化。前列腺癌被称为“西方癌”，因为欧美人群发病率要远高于亚洲人群，国外有很多经验可供我们借鉴。但这并不意味着机械照搬，要在东西方之间游刃，针对中国的前列腺癌，闯出一条自己的创新之路。

第三，推进多学科综合治疗。针对前列腺癌，多学科综合治疗目前已经是国际和国内业界公认，对提高生存率和治愈率最有效的一个方法。我们作为外科医生，虽然在早期癌当中能起到非常大的主导作用，但是基于我国人群的发病特点，中期甚至晚期病人占的比例非常高，针对这些病人，采取外科为基础、多学科综合治疗的方式，是提高治愈率和五年生存率的一个关键。国内的同道们，都应该为了这一目标责无旁贷地共同努力。

新华网：您近期在2022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做了关于瑞维鲁胺III期CHART研究的发言，这是我国首次在泌尿肿瘤创新药方面发出的中国声音。请您向大众通俗地介绍下这项研究，及其意义。

叶定伟：瑞维鲁胺是雄激素受体拮抗剂。大家知道，前列腺癌的发病与雄激素及其受体都有关系。如果把雄激素受体进行拮抗、阻断之后，会对前列腺癌的治疗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控制作用。

国外已经有一些雄激素受体药物，而瑞维鲁胺是我们民族制药企业自主研发的新型的雄激素受体拮抗剂，与国外的药物分子结构上完全不同。

瑞维鲁胺这一创新药，首先药效有所提升，同时有更低的血脑屏障透过率，所以副作用明显降低。第二，对于高瘤负荷的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mHSPC)患者，有很好的结果，影像学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都有所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也有所改善。而这部分病人，是危险性最高、治疗最难的“硬骨头”。这次我们在ASCO上的发言，也引起了国际业界的关注。

新华网：《CSCO前列腺癌诊疗指南》每年更新，作为这部指南的牵头人，请您谈谈，它有哪些特点？

叶定伟：第一，是先进性，紧跟国际国内的潮流，将最新的结果纳入《指南》。第二，是本土化，我国的诊疗水平地域性差异比较大，有些地区无法得到最新的药物、疗法，针对这些病人和医疗机构怎么办？《指南》基于药物可及性，制定本土化的药物组合策略，提升疗效。第三，可持续，遵循《指南》，治疗的有效率和治愈率都能可持续上升。